1986年秋列宁格勒的雾来得比往年都早。
十月革命大街上灰蒙蒙的晨雾裹着涅瓦河的水汽将整座城市浸泡在一种油腻的、半透明的黏液里。
街灯在雾中晕出一圈又一圈病态的黄光像腐烂的蛋黄。
石板路湿漉漉地反射着行人佝偻的身影他们裹紧大衣低着头如同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匆匆赶往各自被分配的命运。
在瓦西里岛的第7区合作社商店门口一条队伍早已蜿蜒至街角。
人们沉默地站着像一排排被钉在地上的木桩。
他们的眼神空洞嘴唇发紫手指在口袋里无意识地搓着几张皱巴巴的卢布——尽管他们都知道钱在这里毫无意义。
真正起作用的是“配额卡”和“关系”。
队伍最前头站着一位名叫伊万·彼得罗维奇·扎伊采夫的中学物理教师。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肩头还残留着去年冬天没扫干净的煤灰。
他的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酸黄瓜半公斤优先配额(教师家属)”。
这是他妻子柳芭托人从教育局弄来的。
柳芭的妹妹嫁给了食品供应委员会的一位文书而那位文书恰好认识合作社的值班员。
伊万已经站了三个小时。
他的脚趾在破旧的靴子里冻得发麻但他不敢动。
他知道只要一挪动后面的人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抢走他的位置。
更可怕的是值班员瓦莲京娜·谢尔盖耶夫娜——一个有着鹰钩鼻和铁灰色头发的中年妇女——正从柜台后冷冷地盯着他。
她的眼神像手术刀能剖开人的灵魂找出他是否“不够格”。
终于队伍蠕动了一下。
轮到伊万了。
“配额卡。
”瓦莲京娜伸出手声音干涩如砂纸。
伊万递上卡片。
瓦莲京娜眯眼看了许久又翻了翻一本厚重的登记簿仿佛在确认他是否真的存在。
“酸黄瓜?”她问。
“是的半公斤优先配额。
”伊万说声音轻微发颤。
瓦莲京娜转身从身后一个巨大的木桶里捞出几根酸黄瓜。
那桶里泡着的液体浑浊发绿表面浮着一层可疑的油膜。
她用一把生锈的铁夹子夹起黄瓜扔在秤上。
“四百八十克。
”她说。
“差二十克……”伊万鼓起勇气。
瓦莲京娜抬起眼直视着他:“你想说我不够称?” 伊万立刻低下头:“不……不是我……” “没有‘不是’。
”她冷冷地说“这就是半公斤。
下一个!” 伊万接过装着酸黄瓜的纸袋手指触到那湿冷的纸面时忽然觉得一阵恶心。
他快步离开商店仿佛背后有鬼在追。
但就在他转过街角的瞬间他停住了。
纸袋里空空如也。
他猛地打开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酸黄瓜没有汁水甚至连一点湿痕都没有。
仿佛那四百八十克浑浊的、带着霉味的酸黄瓜从未存在过。
伊万站在原地寒意从脊椎一路窜上头顶。
他回头望向商店那扇漆成墨绿色的门紧闭着门上挂着“售罄”的牌子。
而透过脏污的玻璃他看见瓦莲京娜正对着空气用铁夹子夹着什么嘴一张一合仿佛在称量着虚无。
三天后在普尔科沃机场的国际到达大厅一架来自赫尔辛基的航班缓缓降落。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科罗廖夫苏联驻芬兰大使馆的三等秘书拖着一只磨损的皮箱走出舱门。
他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装领带歪斜脸色苍白得像纸。
他的眼睛布满血丝眼神涣散仿佛刚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醒来。
在赫尔辛基的两周他本应只是例行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的交流活动。
但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切割着他的信仰。
尤其是超市。
他走进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家普通超市时几乎窒息。
货架上摆满了东西:成排的罐头、奶酪、水果、香肠、红酒……琳琅满目色彩鲜艳。
人们推着购物车随意挑选放进篮子然后在收银台付钱离开。
没有配额卡没有队伍没有“优先供应”。
最让他震撼的是一排酸黄瓜。
它们被装在透明的玻璃罐里浸泡在清澈的盐水中翠绿饱满像艺术品。
价格标签上写着:7.90芬兰马克。
“这……这怎么可能?”他喃喃自语。
芬兰同事笑着解释:“这是普通商品每天都有。
” 德米特里站在那里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他想起列宁格勒的合作社商店想起那浑浊的木桶想起瓦莲京娜那双冰冷的眼睛。
他想起自己母亲排了六个小时的队只为买一公斤土豆最后却被告知“今日无货”。
那一刻他感到自己一生所信奉的一切都在崩塌。
他开始偷偷观察芬兰人的生活。
他们住在明亮的公寓里家里有电视、洗衣机、电话。
孩子们穿着干净的衣服去上学学校不教仇恨只教数学、语言和音乐。
“你们不怕北约吗?”他曾问一位芬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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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地址罗刹国鬼故事第497??章 失踪的酸黄瓜来源 http://www.jigw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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